Francis Fukuyama

活動訊息

主持人暨與談人：朱雲漢（中央研究院院士）
協同主持人：蔡中民（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主講者：Francis Fukuyama （視訊連線）(Olivier Nomellini Senior Fellow, Freeman Spogli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FSI),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題目 Threats to Liberalism and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時間：111 年2 月26 日上午10 時30 分 9:45 入座
地點：蔣經國總統圖書館二樓主閱覽廳（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303號）

本會訊 (電子報)

恰巧就在俄烏衝突的2天後，TSEF論壇（線上）迎來在史丹佛大學任職的著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作為第二場的講者。誠如福山教授自己所說，世界正處於一個十分關鍵的時刻，冷戰結束後所萌生的自由主義秩序正同時在國內與國際層次受到空前的挑戰，而這樣的轉變對今日的台灣更具有極為切身的相關性。這場演講層級井然，福山教授從界定何謂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開始，再到自由民主在國內層次受到何種威脅，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在國際又遭到怎樣的地緣政治挑戰，最後則以這些新發展對台灣與東亞有何影響作結。

何謂自由主義？

福山教授首先對何謂自由主義提供了簡單的界定。興起於19世紀，自由主義在價值上強調普世的人類平等與人性尊嚴，並透過憲法對政府權力的限制等制度設置來確保個人自由能夠得到保護。特別的是，福山教授將「自由」與「民主」兩個概念區分開來。雖說我們在世界上所觀察的個案大致都是兩者並存，但在概念與實際操作上，兩者皆並非必然要結合在一起。19世紀的德國與當下的新加坡都實施著某種不具民主的自由主義。而匈牙利則正實踐著一種非自由主義式的民主。雖說體制上存在著上述的多樣性，但不可否認的是，自由民主體制在冷戰後仍然取得極大的成功。福山教授認為有三個重要理由。首先是此一體制對暴力使用的抑制。不論是歷史上歐洲經歷宗教戰爭後，人們普遍感受到個人信仰與自由寬容的重要性，還是二戰後自由主義進一步取代了民族主義，兩者皆展現出人們希望透過自由的體制讓不同的社會分歧能和平共存於一個國家之中。第二點是道德上的。自由民主對個人尊嚴與人人平等價值的尊重，使得人們能在此一體制下發展自我。第三是自由民主對私人財產權的尊重與保障，這個特點成功的促成了工業革命與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在國際層次，自由主義則意味著一套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Rule-based Order）。不同國家在這套秩序之下能自由的進行經濟交往，從國際貿易與跨國投資來謀求國家的發展。福山教授指出，即使如中國大陸這樣的體制，其發展的成功也是肇因於採納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提供準財產權給國內外的投資者來激勵人們的經濟動機。

自由主義的內部挑戰

上述看似極為理想的政治秩序，在今日卻在各國的內部面臨著諸多威脅與相當的不確定性。首先，在全球化趨勢的大背景下，市場經濟導致了急遽的經濟不平等。工人階層大量失業，獲利的知識階層得到多數的經濟果實，但許多中下階層的工作不是被外包就是需要承受低薪的境遇。同時，亦有人從文化的角度擔心自身文化遭到全球化的稀釋。其次，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對自由主義的挑戰則同時來自左右。右派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受到民族主義政治人物的煽動，對自由體制失去信任，質疑司法，無法容忍社會中的少數族裔，同時也對國際合作產生質疑。這從英國脫歐，到美國前總統川普執政時期的亂象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而在意識形態的另一端，左派人士則逐漸失去改革耐性，對於社會正義無法得到實踐與種族主義的猖獗感到挫折。他們期盼快速的改革，對自由民主中因審議過程漫長帶來的延宕充滿無力感。更關鍵的是，1990年代以來網路私有化對民主所產生負面效果開始在上述的背景下被放大。原本網路的出現被賦予加速資訊流通與充實公民知情權的正面期待，但網路平台的私有化卻讓這些通路掌握了過濾資訊的權力。同時，傳統媒體在網路浪潮下逐漸式微，失去過去阻止假新聞泛濫的守門員角色。加上各種社群媒體在商業利益考量下放任譁眾取寵的訊息廣泛流傳，使得網路成為種種陰謀論橫行，提供各式邊緣團體透過網路動員群眾，攻擊民主體制的武器。最後，福山教授也十分有洞見的點出世代的差異在這場自由主義防衛戰上的意義。他認為經歷過二戰的世代由於親眼見證極權主義的惡行與戰爭的可怕之處，十分了解自由的可貴與各國為了爭取與捍衛自由所付出的代價。相對的，年輕世代在自由民主下成長，將許多自由權利視為理所當然，對極權政治的威脅與自由體制的脆弱缺乏足夠的體會。

地緣政治的復歸

除了來自國內政治的威脅之外，福山教授也將分析延伸到國際層次。福山教授作為《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的作者，在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的時刻曾樂觀的認為世界強權間的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將讓位給國際法的治理架構之下。此後，各國的交往（不論是政治或是經貿）都可以平等互惠的在一個彼此接受的國際法下進行。此一自由主義的共識大致在1980晚期到21世紀前10年得到多數國家的接受與遵行，但卻大約在2008 金融危機後逐步瓦解。伴隨著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等威權國家的崛起，支撐著自由秩序的西方與美國的威信在此後不斷受到質疑與挑戰。

首先，俄羅斯的強人領導人普丁，念念不忘過往蘇聯的榮光，並在過去屢次撰文表示蘇聯的崩解乃是當時地緣政治的災難，質疑烏克蘭作為一獨立主權國家的合理性。在福山教授看來，普丁誇大了烏克蘭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也捏造了烏克蘭實施新納粹主義與種族滅絕政策來作為入侵的藉口。他認為真正威脅普丁的並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擴張等外在威脅，而是自由民主。事實上，俄羅斯內部仍有反對派，民間也有許多不滿的聲音，這些才是普丁真正的目標。

但福山教授認為對自由主義秩序最大的威脅並非俄羅斯，而是中國大陸。在他看來，中國是一個多面向的強權，雖然其社會與文化實力仍略顯弱勢，但其經濟與軍事實力卻不斷上升。特別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大陸的體制逐步從威權（authoritarian）國家轉變為極權（totalitarian）國家。在2013年之前，中國可謂有良好組織的威權體制，但社會仍享有相對的自由，學者還能夠批評政府而免於黨員幹部的干涉。2013年之後，再加上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推波助瀾，中國政府對社會的管制逐步收緊。諸如社會信用體制的實施，與強化對人民在消費，旅遊，社會網絡交往等活動的監視都促成了這樣的轉向。過去的威權體制只能運用宣傳與勞動改造等措施來強化控制，現在則得力於強大科技的協助。其次，此一對自由主義的威脅也展現在外交政策，舉凡一帶一路，以及拉丁美洲基礎建設的投資都是福山教授所認為的明證。

回到西方世界自身，相較於中國以及俄羅斯的強勢，歐洲反而逐步示弱。福山教授認為這一部分來自於歐洲決策機制的缺陷，而且德國也拒絕承擔領導的角色，造成歐洲無法施展與其政經實力相稱的全球影響力。比方此次的烏克蘭危機，歐洲是由於美國的說服才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即便如此，福山教授對美國卻也不表樂觀。他特別提出警示，對世界上任何仰賴美國實力保護的國家來說，美國實力的衰落將使這些國家陷入極大的不確定性之中。他認為美國的弱化主要來自美國自身內部的政治極化（Polarization）。美國的左派與右派對國家的未來無法達成共識，這種極化已經演變成社會科學中所說的情感性極化（Affective Polarizaiton）。在這種情況下，不同黨派的支持者彼此相爭的不是政策，而是流於意氣用事與情緒，為位居兩端的人民彼此相互溝通與達成協議帶來了極大的問題。

福山教授特別以共和黨的孤立主義為例（如美國優先這樣的口號）。他認為最令人憂心的是對共和黨人對強人的景仰。事實上，前總統川普曾讚賞普丁的強人風格與中國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決斷。美國政治在這種極化的觀點之間難以達成過去自由主義所賴以存在的共識。

美中關係與對台灣的意義

在完成對自由主義與其危機的診斷之後，福山教授以美中關係未來的發展與對台灣的影響作結。首先，他認為從前任的川普總統到現任的拜登總統，美國的台灣政策確實有相當的延續性。具體而言，這個延續性展現在對中國強硬，與全球供應鏈的重新打造。但對台灣來說，新的情勢則是地緣政治的復歸與軍事衝突的再現。過去許多不可想像的政策與情境，現在都不再不可想像。此一新情勢使得福山教授直言，過去廢除徵兵制是個重大錯誤。從目前的烏克蘭危機來看，烏克蘭民眾展現了強大的自我防衛決心，但若台灣民眾缺乏類似的決心，期待美國會在發生軍事衝突時前來援助可能過於一廂情願。

在結論中，福山教授指出，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時刻。如果烏克蘭危機最終以俄羅斯完成其設定的戰略目標結束，全球對美國與西方的信心將會進一步降低，自由主義秩序最終也將一去不復返。但危機的發展也可能走向另一個方向。若俄羅斯無法成功佔領烏克蘭，在俄軍傷亡慘重的情況下，普丁的權威將受到挫折，俄羅斯的市民社會將能夠挑戰他過去所建立的威權體制。福山教授呼籲，一旦烏克蘭危機結束，世界上的民主國家應當致力團結。雖然目前許多民主國家的國內政治似乎很難支持國際介入，他仍希望美國社會能恢復自身對國際責任的認知，起身維護自由主義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