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all Ferguson

活動訊息

主持人：吳玉山（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講者：Niall Ferguson （視訊連線）(Milbank Family Senior Fellow,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題目：“Doom?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Pandemic”
與談人：Amitav Acharya （視訊連線）(UNESCO Chair in Transnational Challenges and Governance an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American University, U.S.A)
時間：111年1月15日上午10時
地點：蔣經國總統圖書館二樓主閱覽廳（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303號）

本會訊（電子報）

由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以下簡稱TSEF)與台北政經學院（以下簡稱TSE）合作舉辦首場TSEF講座，於1月15日在蔣經國總統圖書館舉行。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Niall Ferguson以視訊形式發表題為：“Doom? Economics, Social, Political and Geo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andemic”的演講；並邀請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吳玉山院士主持，美利堅大學特聘教授Amitav Acharya與談。探討自2019年底Covid-19疫情爆發後對人類社會——尤其是經濟活動與政治體制的衝擊。Ferguson更以其史家視野宣稱，由美中貿易關稅戰、智慧財產權爭端與科技戰構成的「第二次冷戰」(the Cold War II)主旋律，將在未來二十年內分出勝負；美國若能保持匯聚世界頂尖人才的能力、與憑藉較能保障創新的民主與法治制度，將更有可能成「第二次冷戰」的最終贏家。

Ferguson以其最新著作Doom: The Politics of Catastrophe（註：中譯本：《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的政治啟示》）作為開場，探討四個面向：第一、身處「瘟疫」中心的人類該如何正確評價COVID-19；第二、COVID-19對人類生活（尤其是經濟活動）的影響遠超世人的想像；第三、疫情的爆發與最終難以控制的局面反映了何種「人為的疏失」；最後，在Q&A的階段，藉由回應美中兩國處理疫情的方式與成效，反思民主是在瘟疫後的世界走向衰亡？還是威權政體(authoritarian regimes)成為民主之外可欲的選項？

作為疫病席捲人類社會的COVID-19並非史無前例，甚至在20世紀的病理學史也排不上首位；COVID-19的威力在一百多年間充其量是介於1918、19年的西班牙流感(Spanish influenza)與1957、58年亞洲流感(Asian flu)之間，相較於14世紀的「黑死病」，更是小巫見大巫。根據IHME[1]與「經濟學人」的預估，至今年五月（若是加上死亡黑數），COVID-19的死亡數應坐落在1千2百萬至2千2百萬間。統計數據上呈現超乎人們預期的「超額死亡」(excess mortality)現象，其實只佔全球人口的0.26%[2]，而西班牙流感的死亡人數是COVID-19的23倍。COVID-19的特殊性在於，其似乎是「歧視」高齡者的病毒，在美國有3/4的死亡個案好發於65歲以上的老人；其次，不應該用單一曲線理解COVID-19的疫情，而應由數個波動(waves)曲線呈現疫情的變化。關於COVID-19的真相是，「超額死亡」的數據既比不上西班牙流感，也比不上至今仍無疫苗的「愛滋病」[3]，相較於疫情本身對各國公衛體系的衝擊，Ferguson認為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傷害，恐怕遠比病毒本身更為致命。

COVID-19對經濟活動的衝擊是這場疫情災難中被低估的面向。Ferguson引用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同時也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長）的經濟學家Larry Summers所估算的「疫情成本」(the cost of pandemic)：「假設2021年年底有62.5萬名美國人病歿，總成本將會來到大約16兆美元」；16兆美元是多龐大的數字？它是美國20年來反恐戰爭總支出的兩倍，也是1970年代以來對抗氣候變遷的總支出。為何僅能算是「中等規模」的新冠疫情卻為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美國債務在GDP中的佔比、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呈現債務暴漲等情形，甚至讓人誤以為美國正深陷世界大戰。Ferguson解釋，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衝擊，其根源是COVID-19迫使人類採取史無前例的封城、關閉邊境等，阻絕人流、物流的防疫措施。封城對於經濟的傷害非同小可，而這也迫使西方各國思考，是否值得追求對疫情採取「零容忍政策」？對於威權政體而言，更容易實施藉由封城、強制隔離等限制自由的舉措，取得帳面上優異的防疫成果；而高舉自由與法治的民主政體，實際上付出較為慘痛的代價。這是否意味，在這場防疫競賽中，民主政體自此落居下風？

除了新冠病毒的起源依舊晦澀不明外，誰真正該為這場「瘟疫」的擴散負責？Ferguson在演講中反思疫情在美國失控的情形，並指出以往被認為最該受到責難的民粹式領導人物不應該成為主要究責的對象。Ferguson以雷根總統任內發生的「挑戰者號」(the Space Shuttle Challenger)太空梭爆炸事件作為類比[4]，指出在美國的政治體系中，該為這場失序的災難負責的人是「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防備應變處的助理部長」[5]。他負責擬定出一份，其本人事後都承認不具應變效力的「應變計畫」，加上美國公衛體系、「疾病管制中心」的失能[6]。而另外一個為人忽略的現象是：許多人將美國的「超額死亡」歸咎川普政府，但實際上在拜登總統任內的死亡數卻是超過川普。而拜登政府「過度使用財政刺激政策」的結果，使美國的通膨率(inflation rate)回到1982年歷經「能源危機」後的水平。歷史是否重複上演類似的劇碼？Ferguson以一張1975年美軍撤離西貢的場景，與人們記憶猶新的美軍自喀布爾撤離的景況的投影片，給出肯定的答案。

總的來說，疫情很顯然超越了戰爭成為當前人類經歷最艱巨的災難，但這是否意味著戰爭與衝突就此淡出人類的歷史舞台？顯然，疫情以不同的方式與這隻人類所熟悉的「龍王」結合，壟罩在未來世界的上空。藉由回應與談人Acharya教授的問題：中美的競爭尚未分出高下，重塑世界秩序的權力是否會向東方轉移？Ferguson教授回應，疫情對世界秩序最大的衝擊並非權力的重組或移轉，換句話說，這樣預測會不會發生仍是個疑問。最主要的衝擊應該還是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如人類過去身處在世界大戰的情況類似。而疫情揭示的是人們一直在逃避的「第二次冷戰」(the Cold War II)已然發生的事實。對美國而言，現實的政治情況看似回歸到19世紀「不受限制的風格」(no holds barred)，這可能會阻礙美國制定清晰的冷戰2.0的國家戰略：從拜登政府上台的外交表現判斷，很難斷定美國在這場冷戰有什麼明顯的外交優勢。但中國的問題更為嚴峻，放緩的經濟成長（GDP維持5%的增長都是個難以達到的目標）、房地產危機、壟罩在科技、創新產業上空的一黨專政體制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歸到防疫政策探討，相較於美中發展出的模式，「台灣模式」——以建立新型數位智慧政府，達到各樣疫情資訊的「透明性」——的防疫模式，應該成為各國政府防疫的參考對象。

雖然有種種不可斷定的因素，但Ferguson對權力因而向東方移轉的觀察表示不認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因民主自由的政治體制享有匯聚人才的優勢、有利於科技創的研發環境等：「關於十億美金獨角獸公司創辦人出身的數據」、「就學習而言，牛津遠比清華好」等的事實；而在威權體制的環境不大可能造就出一流的世界大學，為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培育適合的人才。「第二次冷戰」將阻止中國能像過去一樣，藉由竊取西方的智慧財產發展自身的科技、刺激創新。美國的強大並非來自美國本身、可信賴的亦非華盛頓當局，而是美國的盟友使美國更加強大[7]。身處第二次冷戰「熱點」的臺灣，在制度與價值的選擇顯然是站在威權政體的對立面，但在美國對台承諾「可信度」(credibility)仍曖昧不清的情況下，臺灣除了應避免冷戰轉變成「熱戰」，更應該藉由與美國「盟友」的結盟，強化美國對台承諾的「可信度」。此時此刻，美國及其盟友是否能嚇阻俄羅斯的普丁入侵烏克蘭，這對台灣身處第二次冷戰的變局具有深刻的啟示。

[1]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健康數據評估中心(Institute Health Metric and Evaluation, IHME)。

[2] 而實際上根據IHME的統計，確實的死亡比例僅佔世界總人口的0.072%。

[3] 依據Ferguson的說法，「愛滋病」至今已在全世界帶走3千6百萬條人命，遠比「經濟學人」預估COVID-19的死亡數字還高得多。

[4] Ferguson在演講中引用物理學家Richard Feynman的觀點，解釋發生在1986年1月28日，太空梭「挑戰者號」起飛後73秒爆炸解體的災難事件。說明該意外發生最應該被究責的對象，不是時任總統雷根；而是一位美國航太總署的官員Kingsbury的誤判所造成的。Kingsbury被用以比喻廣大的中下層級的官僚體系失能，但人們卻傾向找尋找鮮明的目標（在演講中為民粹式的政治領袖）作為代罪羔羊的現象。

[5]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6]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7] Ferguson在回應相關提問時特別提到，美國之所以在第一次冷戰中獲得最後的勝利，除了自身的因素外，美國的「盟友」因普遍具有比蘇聯成員國更強大的國力，這實是幫助美國在這場集團對抗中獲勝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