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E從醞釀到誕生的回顧
黃煌雄
一、醞釀
台北政經學院(The Taipei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簡稱TSE);從醞釀到誕生,至少已有12年以上的歷程,超過四千三百多個日子。這個旅程幾乎代表著一個「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故事,也預示著一個新生命的啟動。
(一)費邊社與LSE,台研會與TSE
1996年6月,我第二度到莫斯科拜訪蘇聯前總統戈巴契夫。在交談中,戈巴契夫對我說,台灣有了經濟發展,也建立了民主,今後「應當可以對世界歷史做出貢獻」。2008年3月,在台研會創立20週年專刊,「讓我們來共同築夢」一文,我寫道:「放眼當前世局與歷史潮流,東風正日益飛揚。中國雖然快速崛起壯大,但由於政治體制所限,很難完全鬆綁創辦這樣一所政經學院(LSE);台灣的政經環境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台研會與新生代有著特殊的『革命情感』,兩者更有著長期的共同追求,如果台研會能抓住這種機運,珍惜足以代表整個世代的人才資產,並將這些可貴的資產結合在一起,共同築夢,一如費邊社與LSE模式,來籌辦台灣政經學院(TSE),這不正是一個豁然開朗、水到渠成的夢嗎?」「從一百萬資金開始,走過二十年風雨歲月的台研會,能否在完全沒有資金、沒有校園、沒有建築物的條件下,基於一種歷史使命感、一種民族尊嚴、以及一種永恆的真理追求,來創辦一所以躋身於世界學術殿堂為己任的台灣政經學院,將是今後最大的考驗。這並不僅是我個人的『夢』,應當是有心人共同的『夢』,需要大家一起來共同築的『夢』」。2013年3月,在台研會創立25週年的紀念影片,我更強調這是需要「跨世代」共同接續才能築起的「夢」。
成立於1884年的費邊社是世上最著名的古老「智庫」,也是英國史上最老牌的社會主義社團,其創立宗旨即在探索社會主義的思想原理,藉以協助社會重建。從歷史的角度來說,費邊社幾乎就是漸進、溫和、穩健的社會民主理念的歷史代言人。在一百三十多年的歷史上,費邊社留給英國及世人豐富的遺產:在政治上,費邊社協助籌組工黨,培養不少領導英國的政治領袖;在學術上,費邊社創辦倫敦政經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簡稱LSE),更孕育出不少影響世界與歷史的大師。
LSE草創之初捐款僅七萬英鎊,初創立時學校僅有幾間教室,沒有校園,沒有宏偉建築,沒有鉅額資金,但經過一百多年的耕耘,LSE已成為英國繼牛津、劍橋之後,一所享譽全球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鎮。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為二十世紀以來政經思想的發展主軸,而領導這三大思想的靈魂人物,包括Hayek、Karl Popper、Michael Oakeshott、Harold Laski、Lord Beveridge及Anthony Giddens,都曾經是LSE的核心成員。這種令人讚嘆的發展,超越了LSE草創者的夢想,LSE本身便是「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動人故事。
2018年3月,在台研會創立30週年專刊《播種者》之「七」〈新的旅程〉一文中,我寫道:「當費邊社開始嶄露頭角時,主要的草創成員只是30歲左右的青年;30年來,台研會所連結的中生代與新生代成員,他們的學術影響力蒸蒸日上;而台研會與國際學術單位的連結早已啟動。相對於費邊社後來為人類留下LSE的先例,台研會是否也能為人類留下屬於東方、亞洲和世界的台灣政經學院(TSE),能為台灣歷史創立與LSE相提並論、東西輝映的TSE,將是台研會今後如果要展現存在意義所面臨的最嚴肅課題,也是台研會新旅程所要追求『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目標。」
從2018年開始,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經過10年醞釀,開始以具體的行動,來創辦這樣一所TSE,便成為台研會新旅程的目標。
二、誕生
(一)兩大元素
資金與人才是TSE從「夢想」化為「現實」最嚴肅的兩項考驗。過去,TSE只能是個「夢」,只能在談論中,「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就是因為這兩個元素未能有效連結。從2018年春開始,這兩個元素先後出現,並行發展,到最後深深地交會,並互相「鑲入」其中,而其完美的產物便是TSE。
大致地說,從2018年春起,二年左右,我和TSE基金捐助人寶佳集團創辦人林陳海,已見面多次,交談過不少時間;2019年3月,他對推動TSE所需的30億資金,原則上已表示「OK」;同年7月,更向我堅定表示:他以30億元支持TSE的態度是明確的,也一定會實現他的承諾,甚至說,即使他的身體有狀況,也會交代好;同時也表示:我可將他此一明確支持的態度,對外公開宣布,不必有任何疑慮或懸念。林創辦人此一明確的態度,促使TSE的推動,得以真正邁入「籌備委員會」的具體階段。
與林創辦人互動的同時,我也啟動教育界的請益之旅。從2019年5月起,到同年8月舉行TSE籌備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前,約3個月時間,我向歷經四屆政府(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的九位教育部長,包括楊朝祥、曾志朗、黃榮村、杜正勝、鄭瑞城、吳清基、蔣偉寧、吳思華、葉俊榮,就創辦TSE的事宜向他們請益,每次交談約1-2小時。我也曾分別向劉兆玄、唐飛兩位前行政院長,以及台大五位前後任校長孫震、陳維昭、李嗣涔、楊泮池、管中閔請益過。不僅如此,我也僕僕風塵向不少校長、教授、學界人士請益,過程中,投入心力最多,也最辛苦的有兩位,一位是有關TSE構想我們討論最久、最深入、最廣泛,也是TSE原始構想的主稿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教授,另一位是將原始構想轉化為構想方案、曾擔任過經建會副主委、並與我的「健保總體檢」調查報告結有善緣的單驥教授。
劉兆玄院長對TSE以「2030年以後的世界為主軸」的思考表示贊同,但提醒「不能太靠近2049年」,不然一切都將太政治化,他建議可考慮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即TSE參與中研院的TIGP,而由各大學提供「學位證書」。大多數部長,對於TSE的合作大學,第一反應的第一選擇多指向台大,認為這是很自然、也很邏輯的事,但台大教授出身的葉俊榮部長,卻說出一段意味深長的話:「對於TSE和台大合作事宜,以台大過往的紀錄與台大內部的結構而言,將會有一幕幕『美麗與哀愁』的故事,基本上,不表樂觀。」楊泮池校長說:「在推動TSE的過程上,人的因素很重要,特別是校長本人……TSE如以中研院TIGP模式,加上台大癌症醫院模式,應為可行。教育部方面不會有困難,台大方面如校長堅定支持,也不會有困難,而且速度可很快,兩年之內,甚至可參加招生開學。」當過政大校長與部長的吳思華也說:「如果校長支持TSE構想,預估校內流程約需半年,教育部流程約需3個月,如果一切順利,二年內,即可參加招生。」鄭瑞城部長認為「只要合作的大學有真誠意願,校長本人持正面態度,又全力支持,大學內部流程應無問題,且不會很久;教育部只要不增加其負擔,也不至於有障礙。」杜正勝部長也說:「教育部基於大學自主與國際化兩大精神,只要某一大學願意接受TSE,成為其一個學院,基本上,對TSE應該不會有甚麼障礙或意見」;他對於像我這把年齡,致力推動TSE,形容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曾志朗部長對於推動TSE,認為具有vision,期許TSE能夠成為「世界的TSE」,並說「願盡一己之力,協助同行」。孫震校長說:「這是一個勇敢、有智慧的Ambition,是像他這種年齡的人(80多歲)不敢去想的問題,但值得一試。」蔣偉寧部長也說,如果TSE有機會辦起來,「他願以一名志工,參與協助」,並說「如果資金確定可到位,『校中院』的方向也確定,則應成立類似『籌備諮詢委員會』的組織,委員不超過11人,擬定議程,開始推動TSE籌備事宜」。當我告知黃榮村與吳清基兩位部長,TSE的捐款事宜已確定,準備啟動籌備工作,並邀請他們參加籌備時,他們都「欣然答應」。4位部長同時參加一個籌備委員會當委員,後來又同時成為一個基金會當董事的先例,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自然連結在一起。
從朱雲漢院士到單驥教授的互切互磋,從與多位部長、校長及教授的互動與激盪,這樣從醞釀到誕生的過程上,一步一步地,我們更加認清TSE所應堅持的雙重使命:
在觀念上,TSE要以在21世紀30 年代之後,扮演如LSE在20世紀所扮演的角色自期自勉。在務實上,TSE要以成為台灣、乃至亞洲如美國哈佛大學“Kennedy School”所扮演的「融合」 與「引領」的角色自期自勉。
(二)籌備
朱雲漢院士在2019年3月,首度提出台北政經學院的原始構想,到5月間,此一原始構想曾三度修改。當TSE的推動已進入具體的agenda時,單驥教授將朱院士的TSE原始構想轉化成為TSE構想方案,此一構想方案也成為TSE籌備委員會討論的基礎。
TSE的成立,經過籌備、審議與確立三個階段。
TSE籌備委員會於2019年8月14日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至2019年10月24日,大約兩個月,舉行5次籌備會議,籌備委員僅8位,包括朱雲漢、單驥、曾志朗、黃榮村、吳清基、蔣偉寧、林陳海(他未參加籌備會議,但參加捐助人會議)和我。5次籌委會通過幾項重大決議:
第一:為有效推動台北政經學院的設立,財團法人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以下簡稱TSEF)應及早完成立案申請,正式成立。
第二:決定邀請台大、中央研究院、台灣聯大系統(陽明、清華、交大、中央)4校代表,以座談會方式,交換意見,增進彼此對TSE的了解。
第三:2019年9月27日第三次籌備會議與台聯大4校代表舉行座談。
第四:2019年10月8日第四次籌備會議與台大舉行座談。
第五:2019年10月24日第5次籌備會議通過「財團法人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捐助章程」;確認「設立台北政經學院(TSE)構想方案」,作為籌設TSE邀請各校提出具體計畫方案的基礎。
第六:有意願合作的大學,希能於2019年12月31日前,將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的「台北政經學院設院構想書」(此一流程是蔣偉寧部長提出,並為籌委會接受),送達TSEF。
我在第1次籌備會議致詞時,首先起立向與會者深深一鞠躬,並表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先後拜訪歷任教育部長,多位行政院長,多位國內現任及卸任大學校長及知名學者等,就TSE成立的理念、定位、可行性與發展願景等向他們請益,並獲得支持。此時,TSE的構想也獲得林陳海創辦人的明確承諾與支持,才得以進入具體的籌備階段,這是TSE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時刻。謝謝大家出席TSE第一次的籌備會,這是難得的時刻,謝謝大家。當天下午3:30開始,籌備會開了約3個小時,加上晚上聚餐,一直到8點才結束,整個過程,出席委員討論都很熱烈認真,可謂踏出TSE籌備關鍵的一步。
TSE籌委會的第3 次會議,也是籌委會第1次和可能合作的大學進行座談,與會的為台聯大系統的4個大學,包括陽明、清華、交通、中央,每校2人,均由校長或副校長親自領銜,共8人參加。從討論到聚餐,前後4小時,氣氛良好,會議開始時,我以籌委會召集人的身分,首先起立向4校的出席代表深深一鞠躬,感謝他們對於籌辦TSE此一歷史性工作的重視與支持。
這次會議,也達成幾項共識,包括:
第一:「台聯大」4校代表均表示,對於TSE的成立,不僅樂觀其成,更表達積極之意(雙方有「優勢互補」的空間)。
第二: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TSEF)應儘速依法成立,如此,和「台聯大」之 間,才有正式對話的「窗口」與「基礎」。
第三:TSEF成立後,將行文給各校,說明TSE的構想方案,並請有興趣的學校,於約定時間內,提出各校籌辦TSE的構想書(或計畫書)。
第四:TSE初期,不考慮大學部,以招收碩、博士生為主。
第五:TSE應進入大學「組規」(組織規程)之內,因此只能由一個大學主辦。
在互動過程上,比較特別,也令人難忘的,便是陽明大學校長郭旭崧,在談話中,突然冒出一個問題,向我問道:「黃委員,如何保證你們的承諾得以落實?憑什麼叫我們相信?」這個問題頓時使現場氣氛冷卻下來,我平靜地回應說:「謝謝郭校長這一大哉問,也許每一位與會者內心也都有此疑問,到現在,我只能這樣說明,我們的籌備委員,包括4位部長在內,都是因為相信我的人格與追求的信念,而一直同行到現在;我也是因為相信林創辦人的人格與承諾,而一直推動到現在;我們就是憑著這兩個相信—相信我的人格與相信林創辦人的承諾,而走到現在,並與大家互動。這就是我們的實況,也是我所能答覆的,如果各位不相信,我也無可奈何,但我們確實憑著這兩個相信,而將TSE推動到可以讓幾個名校積極參與的情境。」這一番心路歷程的敘述,似乎多少有打動與會者的心靈,並打消他們的存疑,因為此後此一問題不曾再有人提出。
TSE籌委會的第4次會議,也是籌委會第2次與可能合作的大學進行座談,參加者為台大羅副校長和丁教務長。在此之前,我們曾和管中閔校長和羅清華副校長就TSE事宜交換過意見,本次台大的發言,和以前相比,態度更謙誠,也更有準備。基本上,台大希望TSE於台大內的籌辦是一步步地,從小而大,以穩健的方式來達成。台大也提出設立的路徑圖,即:先在台大籌劃已久的國際學院內設立台北政經學院學程,之後,台北政經學院可再發展出其他二至三個學程,俟具備成立獨立學院的規格後,再正式從該國際學院中獨立出來,成為正式學院。具體而言,台大以2021年為目標,完成國際學院的設立,並納入台北政經學院為該國際學院中的一個學程,台北政經學院預期可在2023年完成掛牌;在完成3個學程的設立後,約在2025年即可正式在台大完成獨立設院。(另在台北政經學院正式獨立成為台大的獨立學院之前,附屬於國際學院下的台北政經學院其主管仍可以「院長」稱之,其相關的作法可比照台大社科院內的「高等研究院」的「院」中「院」的作法。)
(三)審議
TSE的籌備階段,歷時大約兩個月;而審議階段,歷時大約三個月。
依TSE籌備會議的決議,2019年10月24日籌委會第5次會議之後,同日召開財團法人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捐助人會議,通過捐助章程,確認第一屆董事名單:包括黃煌雄、林家宏、朱雲漢、單驥、曾志朗、黃榮村、吳清基、蔣偉寧、廖英智,共9位;接著於同日召開財團法人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會籌備會議,推舉黃煌雄為基金會第一屆董事長,並經黃董事長提名,聘任前教育部次長陳德華為基金會執行長。當天連續三場的會議,都進行得很順利,其情形正如單驥教授在清晨2:57分發出的e-mail所說:「十分感動」。我的感想,則如吳清基部長在電話中所說:「結果比預期還圓滿」。
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會成立之後7天,即2019年10月31日,以TSEF籌備處的名義正式向教育部遞件,申請設立基金會。半個月之後,即2019年11月14日,教育部以台教社(三)字第108060196號函,同意許可設立。2019年11月21日,TSEF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法人設立登記,2019年11月29日,領取台北地方法院法人登記證書。
當TSEF向教育部申請設立基金會,而尚未獲得許可之前,TSEF以籌備委員會的名義,於2019年11月5日,依籌備會議的決議,正式發函給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陽明大學5位校長,敬邀參與籌備台北政經學院。
其間,陽明大學校長和交通大學校長於11月上旬和中旬先後函覆TSEF表示,「正在推動兩校合併之組織重大改革」,「盱衡全局與諸多考量下,誠摯推薦由清華大學或中央大學申請籌設」。中央研究院廖俊智院長也在12月致函TSEF籌備委員會表示:「清華大學是國內唯一曾經培育三名諾貝爾獎得主的大學。其核心教育理念,豐沛的學術能量以及不斷創新的校務發展傳統,足當肩負『台北政經學院』使命。」「中央研究院在人才培育與知識創新兩方面,與清華大學有長期的密切合作,盼未來推動『台北政經學院』發展,做更深遠的協力合作,成為國際一流的學術機構。」台大則由兩位副校長邀請陳德華執行長與朱雲漢院士見面,說明不參與籌設TSE的理由;清華大學的「台北政經學院構想書」於2019年12月25日收到;中央大學的「台北政經學院設院構想書」於2019年12月30日收到。
TSE設立最重要的流程之一,合作學校的審查會議,於2020年2月10日,在台大校友會館三樓舉行,清華與中央均由校長賀陳弘與周景揚親自帶領其團隊(包括副校長、主秘、教務長、研發長、院長等)參與,清華有7人與會,中央有8人與會,態度均極為認真誠懇。上午由清華先出場,下午輪到中央,每場時間約兩小時。
參與的董事會成員對兩校簡報作了比較,蔣偉寧做了一個生動比喻:「清華重在見林,中央重在見樹」,比較理想的方案,應是「見林又能見樹」,所以幾位部長很快達成共識:由清華主辦、中央合辦。這個共識可說「水到渠成」,也是「圓滿結果」,事後,經連絡兩校校長,他們原則也都接受。幾位部長表示,TSE的設立,至此可說已完成90%。此一審查會議也決議:
(一)對於合作學校選定的共識:
1. 基金會全體董事對於二校所提的構想書及簡報內容,都給予高度的肯定。更感謝二位校長及所帶領的團隊對於本計畫的積極投入與支持。
2. 清華大學在院核心的校務治理及國際連結與聲望評價,中央大學在永續發展的學術成就與國際合作所具備的優勢基礎,都將有利台北政經學院的設立與發展。基於整合優勢條件之考量,台北政經學院之設立,決定採取部分合作的模式,由清華大學主辦,中央大學合辦。
3. 中央大學參與合辦的模式,可採分設研究中心或學程,亦可派代表參與「院務發展與規劃委員會」,但必須不影響以清華大學為主體的運作權責。基本原則由基金會先與清華大學溝通確認後,合辦的內容與細節再由清華大學與中央大學商討確認。
(二)附帶決議:
1. 訂於2月13日(星期四)上午11:00於本基金會會議室邀請清華大學就本次會議決議之後續執行(包含推動之時程)進行討論。
2. 「院務發展與規劃委員會」是本計畫推動的重要核心,負責審議學院興革事宜、年度預算、院長之遴選等,其組成由清華大學與基金會共同商定。
3. 為避免未來院務推動造成困擾,請清華大學研議不設院務會議的可能性。
4. 既以台北政經學院為名,應優先考量在台北市設立據點。請清華大學針對月涵堂的整建重新提出規劃,基金會全力協助促成。
5. 學校在師資員額的配合是原構想方案所設定的條件,請清華大學對此提出具體之承諾。
6. 期望在一個月內與清華大學完成具體合作內容的協商後,……拜會教育部部長尋求支持。
(四)確立
TSEF從合作學校的選定,到與合作學校正式簽約,歷時也大約三個月。
依2020年2月10日審查會「附帶決議」的要求,希望TSEF和清大能在「一個月內」完成合作內容的協商;3天之後,即2020年2月13日,雙方便開始第一次會商,到2020年3月19日,比預定的「一個月內」多6天,完成第4次會商。這4次會商涉及三大課題:
第一:TSE未來組織運作
第二:TSE未來經費需求
第三:TSE未來空間規劃
由於TSEF在“call for proposal”時,曾在「構想方案」表明將提供30億基金作為TSE永續經營之用;而30億基金每年孳息收益的一定比例(本來定為每年1億),也將提供TSE作經常運作之用。TSEF這兩個保證,代表雙方合作辦學的新模式,目的是希望TSE一旦成立,可確保TSE在「財政、人事、行政」上的自主性與獨立性,並可確保TSE較能靈活地面對國際的競爭,這也是「校中院」、「以院為核心」的基本精神所在。此一目標是TSEF與清大雙方所共同理解與追求的,儘管如此,由於此為我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個先例,雙方免不了有一個磨合的過程。
單驥教授因為出國關係,未能參加2月10日的審查會,他回國後,我請他草擬重中之重的「合作設立台北政經學院合約書」,我們3人(包括執行長)在2月27日上午,就單教授草擬的「合約書」草案,進行廣泛討論,後來執行長有事先行離開,我們兩人繼續逐條修正,文字修正好之後,再就「草案」結構略加調整,前後共費4個小時,歷經6次修改。
這份「合約書」草案,依「構想方案」的精神,規定得具體而詳盡,但3月5日TSEF與清大第2次會商,卻做了一個大調整,雙方同意:「合約書」應為原則性、概括性規定,「計畫書」則應詳盡而具體。朱雲漢院士說:「依TSEF與清大第2次會商共識,雙方合作以『合約書』為主,『計畫書』為輔;『合約書』係原則性、概括性規定;『計畫書』係詳盡而具體規定;兩者應配合,前後要一致,理應由清大負責提出,並要有『對照表』方式,列出與『構想方案』、『構想書』相同與不同及增減調整之處,供雙方審議,並經TSEF董事會通過。」黃榮村部長也說:「在商業界,『合約書』一般都是詳細而具體;但在學術界,『合約書』通常是原則性、概括性;具體而詳盡的,則有附件『計畫書』。以清大與TSEF合作案為例,應是『合約書』為主,附件才是『計畫書』;而在『計畫書』之內,如須『對照表』,可附在『計畫書』之後。如此便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合約書』(為主);第二層次為『計畫書』(附件);第三層次為『對照表』(附在『計畫書』之內的『附表』)。」
由於經過這樣的溝通,雙方在3月12日的第3次會商,便以很快的速度,通過「財團法人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設立台北政經學院合約書」(簡稱「合約書」),這是一大突破,全文僅8條:
一、 為培育以亞洲為重心之全球與公共事務領袖人才,並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前沿知識與理論的創新以及促進世界之永續發展,財團法人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以下簡稱甲方)與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乙方)合作於乙方設立台北政經學院。為強化雙方長期合作關係,落實台北政經學院之設立宗旨,特定訂本合約。
二、 乙方應參酌台北政經學院設立構想方案提具設立計畫書,由校務會議通過並經甲方同意,作為台北政經學院運作之依據。台北政經學院應於110學年度開始招生上課。
三、 甲方負責籌募新台幣30億元,以其孳息協助台北政經學院發展軟硬體所需。
四、 乙方應每年向甲方提出工作成果報告及預決算。
五、 乙方之校長聘為甲方之董事,以利雙方之合作。
六、 本合約有效期間自簽約日起至民國124年7月31日止。雙方可於合約屆滿五年前,再議定長期合作新合約。
七、 依本合約第二條所定台北政經學院設立計畫書為本合約之一部分,未來如需變更,除完備乙方校內程序外,亦需經台北政經學院院務發展與規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徵得甲方之同意。
八、 本合約若有爭議,雙方約定,以台北地方法院為一審法院。
3月19日是雙方第4次會商,也是擬定中的最後一次會商,我在清晨3:30左右,就起床,第二度認真閱讀清大昨天中午送到的「台北政經學院設立計畫書」,此一「計畫書」涵括:
(一)清大本來向TSEF提出的「構想書」內容(「A」)
(二)TSEF本來向5所大學所發出的「構想方案」內容(「B」)
(三)TSEF與清大三次會商所達成的共識內容(「C」)
「計畫書」在「A」結構的基礎下,融入「A」、「B」及「C」的內容,並加以有機的組合,也守住學校的重大關切(特別是85%分配比及「月涵堂」分配比),可說是很有創意、很用心,兼顧理念與現實,且可創造雙贏的「計畫書」。
由於清大「計畫書」甚為用力,下午兩點開始的第4次會商,進行順暢,不到兩個小時,即將第3次會商所通過的「合約書」,與本次會商所附的「計畫書」,完成修正,這是相當難得的成果。本來我們還預留晚上開會的時間,結果反而提早結束,雙方對會商結果感到滿意,我也從原本的憂慮情境轉為開朗,晚上,董事會聚餐,也邀清大校長、副校長、主秘參加,由於會商超乎預期順利,氣氛非常high,我向校長等敬酒,並預祝清大校務會議順利。
3月24上午,我們一行4人,包括林陳海創辦人、賀陳校長、陳執行長和我,一起到教育部拜會現任部長潘文忠,見面時間約一個小時,潘部長展現了誠意,也展現出他對高教創新如TSE事務的掌握。清華大學所準備的書面資料,全名是「高教創新計畫書—台北政經學院」。
4月7日下午,清大校務會議通過TSE設立案。戴念華副校長首先打電話告訴我說「TSE案通過了」;接著校長傳簡訊給我:「經過一個小時的討論,本案通過」;賀陳校長在校務會議結束後,再用電話跟我簡單說明會議的經過。清大校務會議的通過,代表TSE邁入真正的新旅程。
依TSEF和清大會商的共識,校長和我就第一任TSE院長和院務發展與規劃委員會召集人的人選,我們可共同推舉。4月7日清大校務會議通過TSE立案之後,我們兩人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4月9日,於取得朱雲漢院士本人的同意下,敦聘他為院發會召集人。
5月8日下午,在蔡英文第二任總統就職前與行政院內閣總辭前,TSEF和清華大學合作設立台北政經學院的簽約儀式,在台北市市長官邸藝文沙龍舉行,潘文忠部長親自見證賀陳弘校長和黃煌雄董事長的簽約,經此一簽約儀式,我國的高教開始新的一頁。
回顧這段TSEF立案申請、以及TSE從審議到確立到誕生的過程,特別要感謝兩個人:一個是TSEF執行長陳德華,一個是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
陳執行長在教育部從基層做起,歷經高教司長、常次與政次,他是幾位部長董事共同推薦的人,由於他的背景、經驗,加上人和,TSEF的核准立案格外順利;他在去年(2019年)10月同意擔任執行長後,即一再預估:「可能合作的大學,最順利可在明年(2020年)6月底前通過校務會議流程,如此TSE最順利可在後年(2021)秋天參加招生,正式開學」;他也提醒:「TSE的立案申請,最慢應在明年(2020)5月20日前獲得教育部的確認,一定要有教育部長主持的會議的明確確認,如果再有「備忘錄」或「確認書」之類的文件,將是更好的效果。」就TSE後來的發展而言,陳執行長的「提醒」和「預估」,都是相當務實並有現實感。
在2020年2月10日審查會之前,我和賀陳校長只見過一次面,2019年10月中,賀陳校長和兩位副校長約我第一次見面。他向我說明在清大校園內,他正推動「院本位」政策,有意將現行「三級三審」改為「二級二審」;有關TSE一事,他已跟清大人文、管理兩學院院長談過,獲得支持;最近,又與上述兩學院的有關教授交談,也獲得支持。他說,清大一年舉行四次校務會議(每學期兩次),如果TSE發展順利,預估可在第一學期的校務會議通過(明年上半年),最快甚至可在明年4月前通過。就TSE後來的發展而言,確實如所預估,TSE在2020年4月7日的校務會議通過,可見賀陳校長相當有執行力。不僅如此,在TSEF和清大四次會商的過程上,也見證到這位具有執行力的校長所展現堅持與力爭的一面。
三、簽約
5月8日簽約儀式當天,風和日麗,我以高興又嚴肅的心情這樣說道:
今天的簽約時間,可說是台北政經學院時刻,英文簡稱為TSE的台北政經學院時刻,代表著一個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倫敦政經學院(LSE)在費邊社人力與財力的支持下,逐步成長茁壯;20世紀50到80年代,LSE成為全球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三大世界思潮的主要論述發源地,因而與牛津、劍橋大學一樣,成為一所享有世界性聲望的學府。
費邊社與LSE的故事,深獲我心,也啟發著我;面對21世紀的世局,三百多年來一直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已在逐步改變之中,且正由量變轉向質變,因此如何為因應2030年以後的世界做好準備,並在我們生長的這塊土地上,為台灣、亞洲與人類來創辦一所引領世界與歷史思潮的學術殿堂,便成為我多年來的夢想與追求。
「讓TSE能成為2030年以後的LSE」,是一項值得跨世代全力以赴的志業,這項志業絕無法僥倖達成,而是需要實踐,特別需要人才與資金的結合。兩年來,我遇到兩個幸運、兩個福氣,使這個夢想有機會踏出關鍵的一步……
TSE推動迄今,一路走來,始終伴隨著不少質疑,即使在簽約前,包括我的老朋友在內,都還困惑地問:TSE有可能嗎?你這把年紀了,人才在哪裡?資金需要那麼多,想要辦起來的時間需要更長,你來得及嗎?看得到嗎?…諸如此類,TSE是在這一連串持著懷疑、「不可能」的問號下,走到今天這個簽約的場景,並寫下一個「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故事。
這個故事也代表一個新生命的啟動。過去TSE越過許多「不可能」,變成「可能」;在未來的旅程上,仍會遇到很多挑戰,很多「不可能」。我很高興,當此時刻,能與人才輩出並蘊育諾貝爾獎得主的清華大學同行,希望我們能共同譜寫下一個「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故事,讓TSE的誕生,在此疫情期間,能溫暖人心,並成為台灣最美的人文風景之一。